清晨接到电报时，手是抖的。电报纸上冰冷的“周树人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病逝”字样，像一把钝刀割着心脏。窗外天色灰蒙，竟与先生临终前的天空一般颜色。

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在内山书店。他穿着灰布长衫，头发竖着，仿佛永远不肯屈服的模样。许广平先生引我过去时，他正校对着瞿秋白的译稿，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。“坐罢，”他说，“不必客气，横竖都是要说话的。”他的绍兴官话带着特别的腔调，每个字都像经过深思熟虑才肯吐露。

那时我年轻，说话总带着东北人的莽撞。先生却极耐心地听，偶尔插一两句，便像手术刀般精准地剖开问题的核心。他笑时眼睛眯成两条缝，眼角的皱纹像刻着这些年文字的重量。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，突然说：“写文章固然要紧，吃饭更要紧。”竟往我手里塞了两块银元。

后来常去大陆新村九号。先生的写字台总是堆着书稿，烟灰缸里积着满满的烟蒂。有次我去得早，见他正给海婴编蝈蝈笼子，手指灵活地翻动着麦秆。“父亲编得比买的好！”海婴举着笼子满屋跑，先生便靠在藤椅上笑，那笑容里竟有几分天真的得意。

他谈文学时眼睛会发光。说到有人批评他的杂文是“骂人文选”，他放下烟卷笑道：“譬如医生诊病，既知病症，难道不许开刀？”忽然又正色道：“不过手术刀也要磨得锋利些，免得病人多受苦痛。”这话我记到现在，写作时总想起他擦拭文字的模样。

上月去探望时，他已瘦得惊人。被子盖在身上，竟看不出什么起伏。但见到我时，他仍努力坐直些，问：“近来写什么？”听说我在写回忆录，他沉吟道：“记人记事，贵在真切。不必添什么香油胭脂，本来的面目最好看。”

窗外的法国梧桐正落叶，一片叶子飘到窗台上。先生望着那片叶子许久，轻轻说：“秋天到了。”我这才惊觉，他常穿的灰布衫竟显得空荡荡的，像挂在衣架上。

此刻对着昏黄的台灯，电报纸还摊在桌上。想起先生最后说的话：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。”可是如何能忘记呢？他那支金不换毛笔，写过《狂人日记》的手，替青年改稿到深夜的手，此刻已经冰冷。

夜更深了。忽然想起先生说过：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那么，这条路上不会只有他一个人走。会有无数人举着他留下的火种，继续往前走。

天快亮时，我找出稿纸，开始写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。墨水滴在纸上，像不肯干涸的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