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念成疾，爱却无医

十一月七日记

窗外的雨已经连绵下了三日，像极了那年你离开时的天气。书桌的抽屉深处还藏着你未写完的信，墨迹被岁月晕染成模糊的云，而我的心却像被刻刀镂空般清晰作痛。

一

医生说我患了神经性头痛，开了一整盒白色药片。可我知道这病无药可医——当一个人成了另一人的刻骨铭心，思念便成了最顽固的病灶。每次路过城南那家咖啡馆，玻璃门上晃动的风铃依然唱着旧日的歌，靠窗的卡座却永远空着了。服务生换了好几茬，再没人记得那个总在拿铁里加两份焦糖的姑娘。

二

母亲今早又提起相亲的事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三年过去了，我仍守着一段灰烬取暖。该如何向她解释，有些人就像刺进掌心的琉璃碎片，强行剥离只会让伤口溃烂得更深。上周在超市遇见大学同学，她牵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对我笑："还以为你们会第一个结婚呢"。

冰柜的冷气扑在脸上时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要在家阳台上种满白蔷薇。现在那些花苗应该早已爬满欧洲某座公寓的栏杆，只是替你浇花的人再也不会是我。

三

黄昏时分的旧货市场，卖唱片的老伯还在放那首《加州旅馆》。磨损的胶片让吉他声沙哑得像在哭泣。突然明白你为什么总说这首歌唱的是永恒的困局——我们何尝不是被困在回忆的旅馆里，永远无法真正离开。

临走时老伯送我一盘空白磁带："录点新歌吧，年轻人总该往前走的"。可我的录音机早已锈蚀在二零一九年春天，那个所有航班都停飞的雨季。当时你说等疫情结束就回国结婚，后来才知道，有些告别不需要说再见。

凌晨两点十七分，雨还在下。